k1体育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相继叛变革命后，中国革命进入低潮，中国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党的宣传工作机构遭到严重破坏，宣传工作力量遭受极大损失。党及时调整宣传方针，恢复宣传组织，充实宣传队伍，与反动政治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为了审查和纠正党在大革命后期的严重错误，决定新的路线日，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八七会议）。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提出了整顿队伍、纠正错误而“找着新的道路”的任务。

　　八七会议是一个转折点。它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中国指明了新的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是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兴起的历史性转变。随后，中央决定放弃“”的旗帜，提出宣传和建立苏维埃的口号。

　　为正确估计形势，认识中国革命基本问题，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近郊召开。大会科学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性质，明确指出，中国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前中国的政治形势是处于两个革命高潮之间，第一个革命浪潮已经过去，而新的革命浪潮还没有来到；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

　　会议通过《宣传工作的目前任务》，强调“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移至夺取广大工农兵群众与实施工农群众之政治训育”，党的宣传工作要“增加对于扩大群众工作的注意”；提出党的内部宣传工作基本任务，是“肃清机会主义残余、消沉倾向和盲动倾向（先锋主义，，盲动主义，强迫罢工）以及藐视民主集中制的意义等倾向争斗”，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两个具体任务是：“增高一切党员的政治知识”，“增高党在广大工农群众中工作和宣传员的理论上的认识”。

　　为恢复和健全党的宣传组织系统，八七会议通过的《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决定：中央临时政治局要按期出版秘密的党的政治机关报，k1体育党报委员会由政治局兼任，政治局之下设出版委员会。11月，中央常委会决定撤销组织部、宣传部、军事部、妇女部和农动委员会，在中央临时会之下分设职工运动委员会、党报委员会、秘书处和组织局，组织局下分设文书、组织、宣传、调查出版、分配、军事等科和妇女运动委员会。

　　1928年7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中央工作机构设职工运动委员会、农动委员会、妇女运动委员会和组织部、宣传部、军事部、秘书处。蔡和森为中央宣传部部长。

　　1930年8月，中央的工作机构改为组织部、宣传部、军事委员会、党报委员会、农民委员会和青年秘书处等。10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瞿秋白关于宣传工作的意见：中央宣传部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为宣传教育工作，一部分为群众鼓动工作。k1体育

　　1928年10月1日，中央向各级党部发出《中央通告第四号——关于宣传鼓动工作》，明确了宣传鼓动工作的方针。在宣传组织上，决定建立与健强中央宣传部的组织，各省委立即建立宣传部，省委以下的党部皆应迅速设立宣传科，支部设宣传干事，经常有一人以上担任宣传工作，在党领导下的工会农协皆应迅速设立宣传机关。

　　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党的宣传工作，1929年6月，六届二次全会通过《宣传工作决议案》。《决议案》对宣传工作组织机构等作了明确规定：“中央宣传部应该是全国宣传教育工作的最高指导机关，不仅对中央的宣传工作负责，而且应当对全国的宣传工作负责，必须健全组织，设立审查科、翻译科、材料科、统计科、出版科、编辑委员会、文化工作委员会。省委宣传部至少设审查科、材料科、统计科，指导全省范围内的宣传工作。地方党委及区委应当尽可能设立宣传部，党委及区委常委中必须有一人专门负责宣传教育工作。每个支部必须有专门的宣传干事。”

　　在全党寻找中国革命新道路而进行的艰苦探索中，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进行创建革命根据地、开展工农武装割据的斗争，代表了中国革命发展的正确方向。

　　1927年9月29日，领导秋收起义部队在江西永新县三湾村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将党的支部建在连上，从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这是建设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1927年10月，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北麓的宁冈县，领导军民在井冈山建立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湖南起义农军1万余人陆续转移到井冈山地区，与领导的部队在宁冈砻市会师。会师后，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称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任党代表和军委书记。军设立政治部，外有宣传、组织、总务等科，对内担任军队政治训练，指导士兵委员会，对外做群众运动。

　　井冈山根据地创建时期，红军的“主要作用是发动群众，打仗仅是一种手段。并且打仗的时间、分作群众工作的时间乃是一与时之比”。这一时期红军宣传工作的理论与实践，后来被苏区党和苏维埃政府所做垫定了坚实基础。

　　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井冈山根据地的建立，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为中国革命探索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样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正确道路。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井冈山精神。井冈山精神，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最重要的是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

　　1930年1月，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进一步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思想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思想的初步形成，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

　　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功。历来重视调查工作，从秋收起义到井冈山斗争，再到开辟赣南和闽西革命根据地，不管局势怎样险恶，他从不放松对周围环境的现状和来源，进行周密的调查研究，努力按照不断变化着的实际情况来决定行动方针，并且十分注重通过实践的检验来修正或充实原有的想法。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先后写下《宁冈调查》《永新调查》《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

　　1930年5月，撰写了《调查工作》（后改为《反对本本主义》）。这是多年调查研究活动的理论总结，这篇文章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口号。这篇文章初步形成了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点，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思想。

　　从领导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始，中国人紧紧依靠广大农民，大力发展工农红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积极开辟和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到1930年夏，全国已建立赣南、闽西根据地（后称中央根据地或中央苏区）和湘鄂西、鄂豫皖、湘赣、湘鄂赣、闽浙赣、广西左右江、广东东江和琼崖等大小十几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在根据地内，中国大力推进各方面建设，在消灭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实现“耕者有其田”的重大社会变革中，大力加强党的宣传工作，积极发展文化教育事业。

　　到1930年夏，全国已建立赣南、闽西根据地（后称中央根据地或中央苏区）和湘鄂西、鄂豫皖、湘赣、湘鄂赣、闽浙赣、广西左右江、广东东江和琼崖等大小十几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在根据地内，中国大力推进各方面建设，在消灭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实现“耕者有其田”的重大社会变革中，大力加强党的宣传工作，积极发展文化教育事业。

　　特别重视总结经验，制定和宣传推广土地革命政策。1928年12月，主持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1929年4月，主持制定了兴国县《土地法》。1931年8月，苏区中央局发布《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案》；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令》。党大力宣传土地政策，动员群众参与土地革命。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选举产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主席。

　　通过广泛宣传土地革命、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推动封建土地所有制转变为农民土地所有制，农民在政治、经济上翻身，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革命积极性。他们拥护土地革命、拥护，纷纷参加红军、投身反“围剿”争斗和支援前线、慰劳红军，形成了鱼水相依、血肉相连的党群关系、军民关系。

　　为进一步健全党的宣传工作机制，1931年4月，中央发布《关于苏区宣传鼓动工作的决议》，明确宣传鼓动工作的基本目的，是让大多数工农群众了解拥护党和苏维埃的口号政策，并且为了这些口号与政策而做“坚决的斗争”，同时对设立工农通讯员与读报小组、创办当地小报、建立出版部和编辑通俗小册子等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

　　1932年11月，张闻天发表《论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一文，强调争取广大的工农群众到我们的领导之下，是同我们的群众的宣传鼓动的工作不能分开的。1933年8月、9月，张闻天发表《学习领导群众的艺术》一文，强调要使我们宣传鼓动工作，变成“活泼的具体的群众的宣传活动工作”。

　　这一时期，党特别注重发挥党报的宣传鼓动作用。1931年1月，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党报的决议》。决议指出，党报必须成为党的工作及群众工作的领导者，成为群众的组织者。《决议》规定，《红旗日报》为中央机关报，《实话》为中央经济政治机关报，《布尔什维克》为中央理论机关报，《党的建设》为中央关于组织问题机关报。成立中央党报委员会，负责中央党报一切领导。1933年2月，《党的建设》和《实话》两份党刊合并创立《斗争》，为苏区中央局机关报。

　　党通过加强文化教育、新闻报刊、图书出版、移风易俗等建设，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提高党员干部和工农群众的思想文化水平，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推动苏区党的宣传思想文化事业向前发展。

　　党在苏区广泛开展小学、夜学、识字运动与俱乐部运动，建立马克思大学、苏维埃大学、红军大学，发展工农剧社与蓝衫团运动。

　　1931年11月7日，红色中华通讯社（简称红中社）在江西瑞金成立。12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在江西瑞金创刊。据统计，1927年至1937年，苏区创办的报刊近300种。

　　1931年底，中央出版局、中央印刷局、中央印刷厂、中央总发行部等出版发行机构相继建立。苏区出版物品种丰富，涵盖布告、宣言、传单、标语、简报、文件、壁报、书籍、报纸、期刊等形式。

　　党非常注重推动农村社会移风易俗，通过举办反宗教迷信运动的报告、编演破除迷信的戏剧等，揭露迷信、宗教的荒谬，提倡科学思想。

　　党领导在农村革命根据地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建设过程中，铸就了以坚定信念、求真务实、一心为民、清正廉洁、艰苦奋斗、争创一流、无私奉献等为主要内涵的苏区精神。

　　思想政治工作是党的优良传统、鲜明特色和突出政治优势，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红军作为党绝对领导下的革命军队，从创建伊始就把思想整治工作作为一个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原则，把宣传发动群众摆在极为重要的位置，形成了兵民一体打破反革命“围剿”的森严壁垒，为党的宣传工作和思想整治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

　　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古田会议）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召开。大会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精神，通过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决议案，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

　　决议对红军宣传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决议指出，“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工作”，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扩大政治影响、k1体育争取广大群众，要纠正官兵中一般对宣传工作及宣传队轻视的观点。决议规定了具体的宣传内容、宣传技术。决议强调，宣传要切合群众的斗争情绪；要针对城市贫民、劳动妇女、青年、游民、团丁等群众，开展深入普遍的宣传；到一个地方要有适合那个地方的宣传口号和鼓动口号，又有依照不同的时间（如秋收与年关），制出不同的宣传和鼓动口号。要把宣传队的整理训练问题作为“目前党要加紧努力的工作之一”，从各部队士兵中挑选优秀分子为宣传员。

　　古田会议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建军原则，确立了军队政治工作的方针、原则、制度，提出了解决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这个根本性问题的原则方向，使军队实现了浴火重生、凤凰涅槃。古田会议奠基的军队政治工作对军队生存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它提出的宣传工作思想和方法策略也对党的宣传工作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红军和苏维埃通过宣传鼓动和拥军优属工作，吸引广大人民群众踊跃加入红军，在各苏区掀起了扩大红军的高潮。1932年4月，王稼祥以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名义发布《关于红色五月扩大红军工作的指示信》，指出红军各级政治部要通过广泛宣传来吸收贫苦工农来加入红军，强调扩红必须成为群众运动，在群众中创造出“当红军去”的热烈空气。9月，、项英等颁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扩大红军问题的训令，指出“猛烈地扩大红军”是彻底消灭敌人、争取苏维埃在中国胜利最基本条件，扩大红军应列在苏维埃政府工作日程的第一位。

　　在加紧扩红宣传的同时，党和红军还注重做好瓦解敌人的宣传工作。震动全国的军第二十六路军宁都起义，就是红军对敌宣传效果的生动例证。1931年12月14日，第二十六路军1.7万余人在宁都起义，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在统治区的活动极为困难，“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方针又使党在组织上和工作上遭受严重损失。在这种艰难的环境中，党领导推进文化战线反“围剿”斗争，积极利用各阵地宣传马克思主义，推动开展新兴左翼文化运动，使党的宣传工作在统治区有了新的进展。

　　1927年8月21日，中央发出通告，要求各级党部努力恢复和加强宣传鼓动工作，积极筹办面向党内外的报刊。党的报刊和通讯社通过建立秘密出版发行网、进行封面伪装等各种渠道和形式，积极开展宣传活动。

　　党还注意利用合法手段，出版灰色刊物。这种刊物不刊载党的文件，不暴露它同党的组织关系，而以既非也非的“第三种人”口气说话，只是用事实证明的统治与北洋军阀相同，使读者站到方面来，或者力守中立。

　　在中国的建议和筹划下，1930年3月2日，有党内外作家参加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在上海成立。中国社会科学家、戏剧家、美术家、教育家联盟以及电影、音乐小组等左翼文化团体也相继成立。

　　左联和其他左翼文化团体先后创办《萌芽月刊》《拓荒者》《文化月报》《北斗》《文学》等几十种刊物，创作和发表了大量为群众所欢迎的作品。矛盾的著名小说《子夜》于1933年1月出版，3个月内重版4次，还有老舍、曹禺、巴金等许多作家的优秀作品，不仅在当时脍炙人口，而且艺术魅力经久不衰。

　　作为左翼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以大量战斗性极强的杂文，无情地揭露地主买办集团独裁的面目、可耻的不抵抗主义、残酷的文化“围剿”。他也尖锐地批评了当时文化界存在的种种“左”的倾向。

　　聂耳作曲、田汉作词的《义勇军进行曲》是电通公司摄制的影片《风云儿女》（夏衍编剧）中的主题歌，在影片上映后迅速传遍中华大地，对动员人民奋起抗日救亡起到巨大作用。

　　左翼社会科学工作者翻译出版了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8月到1937年6月已达113种。k1体育《资本论》第一卷、《反杜林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等最早的中文全译本，都是在20世纪30年代前期问世的。

　　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左翼文化运动逐渐将重心转向建立文化界抗日统一战线年春，左联自动解散，为文化界抗日统一战线日，鲁迅、茅盾、巴金、曹禺等77人联名发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在民族危机面前绝不屈服、绝不畏惧，更绝不彷徨犹豫，为争取民族自由而奋斗。1938年3月27日，在党的领导下，文艺界在汉口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

　　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8.6万多人，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了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壮举。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锐减到3万多人。在敌人围追堵截的长征途中，党中央召开遵义会议，确立了新的正确的领导。中国把宣传工作看成是增强红军战斗力、散播革命思想的重要武器，领导红军主力不畏艰难，斩关夺隘，长驱数万里，取得战略转移的胜利，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8.6万多人，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了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壮举。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党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集中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会议批评了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实行单纯防御、在战略转移中实行逃跑主义的错误，增选为中央，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会后不久，中央政治局党委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后成立由、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并且在这以后使党能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会议的鲜明特点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确立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创造性地制定和实施符合中国革命特点的战略策略。

　　长征途中，红军主要用写标语、画壁画、编报刊、组建演剧队、设立宣传鼓动棚等形式进行宣传，提振红军战士战斗精神和胜利信心，动员少数民族群众支持和参加红军，同时瓦解敌军斗志。比如红五军团政治部机关报刊登的一篇新剧《破草鞋》，形容“蒋委员长自江西起追缴红军几省，历时半年以上，对赤军追剿毫无所获，只在赤军之后尾随，拾得少许赤军穿烂而抛弃之‘破草鞋’而已”等等。

　　1935年9月，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北上到达甘肃哈达铺，正式改编为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任政治委员。10月19日，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吴起镇。至此，中央红军主力行程二万五千里，纵横11个省的长征胜利结束。1936年10月9日，红一、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22日，红一、红二方面军在甘肃隆德将台堡（今属宁夏西吉）会师。至此，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

　　1935年秋，陈云在莫斯科写下署名“廉臣”的文章《随军西行见闻录》。1936年7月，美国著名进步记者和作家埃德加·斯诺到达陕北保安，他是访问中国领导区的第一位外国记者。在他停留苏区的近4个月中，、周恩来等多位领导人和许多红军战士接受了采访。在谈话中，总结提出了许多事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1937年10月，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在伦敦出版，到了11月已发行了5版，很快风行各国。1938年，中译本《西行漫记》在上海出版，该书向世界详细介绍了中国和红军的事迹及政治主张，并对红军长征进行了专题介绍，使西方人真实地了解到中国人的生活及其政治主张。

　　1936年8月5日，、向各部队和参加长征的同志发出信函，为《长征记》征稿。1942年11月，《红军长征记》在延安出版。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是一次检验真理的伟大远征，是一次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是一次开创新局的伟大远征。

　　长征的胜利，极大地促进了党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成熟。党进一步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才能把革命引向胜利。这是在血的教训和斗争考验中得出的真理。

　　长征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这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不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1936年底至1937年夏，先后写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实践论》《矛盾论》等重要论著。

　　在反对“左”的和右的错误的斗争中，集中全党智慧，发展了适合于中国具体情况的革命的理论和政策；进一步发展人民战争的思想，阐明了党的正确的军事路线；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系统地论述了党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等等。这是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最重要的成果，这些理论建设的丰硕成果，k1体育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